经济全球化—经济社会转型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几个重要范畴，无论是从所形成的逻辑关系上说，还是从各自所包含的科学内涵上说，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恰恰在这几个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上，亟须澄清一些倾向性认识乃至错误观点。就此，我们于近日采访了包心鉴教授。包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是这一领域的国内知名学者，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对全球化以及中国转型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

　　经济全球化实质

　　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当今世界全球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看，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乃至不同思维方式在新的时代层面上的竞争与整合。

　　记者：准确理解全球化，直接关系到能否对世界大趋势作出正确判断。然而，对于当代全球化的实质，近年来学术界颇有争议。

　　包心鉴：是的，关于全球化的实质，目前学界争议较大，目前大致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政治价值的对外渗透，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加以严格防范。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实质上是美国的统治阶级利用经济手段和经济渗透渠道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扩张，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必须加以坚决抵制。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全球化，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严峻的压力与挑战，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不可掉以轻心。第四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全球化，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和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渗透与影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利弊相伴，必须谨慎运用。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愈益凸现，与此相适应，政治多极化不可逆转，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科技信息化突飞猛进，这“四化”，正在立体性、全方位地深化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深刻、更全面地开拓着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之路。几乎涉及世界各国的全球化大格局和大趋势，可以说是继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革命之后第三次世界文明潮流。当代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经济变革、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文明、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将在全球化大潮中经受冲击和考验，从而决定自己的发展走向和历史命运。

　　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实质，不仅直接关系到能否对正在变革之中的世界大趋势作出正确判断，而且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选择一条既切合中国实际又适应世界潮流的转型性发展道路。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全球化现象及其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深刻影响，深刻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对我国发展的影响，这是深入推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

　　记者：您刚才所说的四种观点似乎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

　　包心鉴：的确，以上几种观点看似都很有道理，但实际上都存在一定问题，其根本缺失在于没有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趋势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实质。

　　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当今世界全球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看，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乃至不同思维方式在新的时代层面上的竞争与整合。全球化浪潮推动着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努力寻求更多的符合人性和人类共同需要的共识。全球化大趋势也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时代眼光和世界视野，使不同社会文明在相互沟通和深入比较中更多地发现相互之间的共同、共通之处，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在自觉地适应与遵循人类文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更高层次地提升自己的文明内涵与文明素质，由此形成更高层次的文明竞争与整合，这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及其对各国发展的内在要求。

　　经济社会转型性发展

　　当代中国转型性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发展方式既是历史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演变中所形成的；又是时代的，必须适应时代的新变化和国家发展目标适时作出变革与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能否跟上时代步伐，契合国家战略目标，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

　　记者：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当代中国是一种结构型转型，当代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转型性发展？

　　包心鉴：转型性发展，特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当代中国转型性发展，不是根本制度的转型，更不是国家政权的更替，而是一种结构型转型，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根本性、全方位的改革，同时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以革除积淀在某些制度、体制中的弊端，使经济社会结构更加合理，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充满活力。

　　改革开放、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转型性发展的基本形态。这种转型性发展，包括丰富内涵：（1）由传统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2）由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3）由乡村型社会向城镇化社会转型；（4）由传统工业化社会向新型信息化社会转型；（5）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6）由伦理化社会向民主法治化社会转型。如此内涵极为丰富、涉及面极为宽广的转型性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必经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必经之路。

　　记者：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如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给人们带来较大的困惑。

　　包心鉴：经济社会转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转型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层次地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和困难，也是转型性发展的重要任务和现实价值指向。

　　我把当前转型性发展关键时期面临的难点概括为“五大挑战”、“五大矛盾”和“五大问题”。五大挑战，一是能源危机和资源短缺；二是生态环境恶化；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不平衡问题；四是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五是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压力日益加大。五大矛盾，一是市场经济和政府行为的矛盾；二是权力公共性和权力腐败的矛盾；三是利益分化和社会公平的矛盾；四是大众政治参与和政治框架承受力的矛盾；五是价值多元化和共同理想的矛盾。五大问题，一是社会差距拉大的问题；二是就业、教育、住房、看病、养老等民生问题；三是社会正义与公平问题；四是某些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问题；五是少数领导干部腐败的问题。

　　上述种种挑战、矛盾和问题，是在传统中国的母体中分娩现代化的“阵痛”，化解矛盾，只能靠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深层次转型来解决，也只能靠进一步扩大开放、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化大趋势和人类文明大潮流来解决。面对当前关键时期的矛盾、问题和危机，任何淡化改革甚至畏惧改革的观念和做法，都将对转型性发展造成新的障碍。相反，我们尤其需要宽广的全球化视野和坚定的锐意改革的胆识。

　　记者：2010年年初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意味着什么？

　　包心鉴：这样一种新认识，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具有的敏锐的时代意识、全球意识和机遇意识。发展方式问题，是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意义的重大战略问题。当代中国转型性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发展方式既是历史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演变中所形成的；又是时代的，必须适应时代的新变化和国家发展目标适时作出变革与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能否跟上时代步伐，契合国家战略目标，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新时期以来，我国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总体来看，传统社会所形成的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完全消除，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要求还不相适应，与抓紧解决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的新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挑战的新要求还不相适应，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还不相适应。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挑战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弊端进一步凸现出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更为剧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更加迫切地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

　　纵观当今世界，国际金融危机大大激发了国际社会对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反思，也促使各国对现有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的深入探究，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模式调整正在不少国家悄然进行。这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在这样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中，如果我们不能深层次地洞察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看不到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实现科学发展之机，不能抓住机遇、化危为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就有可能坐失良机，丧失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从而延缓我国现代化步伐。正是从这样一种时代意义上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具有极其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极其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我们一定要敏锐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充分应用好国际金融危机在客观上形成的倒逼机制，应时而变，乘势而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化解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突破资源环境等瓶颈的制约，更好地促进当代中国转型性发展和现代化步伐。

　　发展方式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通过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推动。改革开放既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动力，又是当代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最重要路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拓展我国发展的外部空间。”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于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推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记者：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是市场主导，还是国家干预，导致市场主导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争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包心鉴：的确，政府与市场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次面对西方金融危机，我国一些理论人士盲目地判断西方一团糟糕，甚至把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当成计划经济，以为世界金融危机正在推动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结果会向人们传达一种错误信息：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只有政府调控才是万能的。

　　事实上，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成因，不仅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更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吹起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名义上不是政府机构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者）就一直在美国市场注入巨大的货币量，在90年代把网络吹成泡沫之后，又将房地产吹成了泡沫，从而引发了金融风暴。而美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产品又监管不严，“看不见的手”缺少了“看得见的手”的科学调控。展开来看，这次金融风暴的抵押信贷制度和机构、金融衍生产品制度、资产证券化制度等等，不是政府亲自安排的，就是政府认同和支持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准政府机构。总之，造成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且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仅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而且也是由于“政府失灵”造成的。政府与市场相脱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由理性走向非理性，从而引来市场的无序与疯狂，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严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从而给市场埋下更大的隐患，这些才是造成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记者：危机既已爆发，关键在如何应对。是迷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危机的抗击作用，还是着力探索应对危机的现代市场机制，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各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尤为重要。

　　包心鉴：是的。不过令人不无担忧的是，在美国等一些国家，人们多把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指向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引发危机的根源性作用则没有进行深刻反省。

　　不难看出，美国大力度运用“看得见的手”来救市可能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灾难，借助美元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完全可能在更大范围将危机向外部经济体转移。这种出自美国利益需要的理论和舆论渲染，无疑有着美国国内深厚的利益支持基础。就这一点看，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具有强烈的以邻为壑的底色，美国在应对危机中带来某些效益的情况下，将有可能给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带来潜在的、难以度量的灾难。这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要严加防范。把市场运作同政府干预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防止和克服市场运作“失灵”或政府干预“失灵”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独立社会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大科学论断，无论从形成的逻辑关系来说，还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实际进程来说，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正确认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础。

　　记者：顺应当代全球化大潮流，推进中国转型性发展，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

　　包心鉴：这一点很重要。在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问题上，当前有两种倾向性观点需要澄清。一是“非独立形态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不能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二是对“中国模式论”的理解需要自主地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不能盲从国外流行的一些说法。即把某些现行的体制、机制和做法模式化，甚至主张向国外输送“中国模式”。这两种观点，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肤浅的、表象化的认识，都有可能严重扭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从长期历史趋势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独立社会形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前仍然需要在实践探索中改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一种文明选择。既要注重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方向不动摇，又要积极吸纳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以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文明素质；既要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道路，又要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符合现代文明大趋势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进程。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清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思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包心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大科学论断，无论从形成的逻辑关系来说，还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实际进程来说，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正确认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础。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更不能重复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急躁冒进的错误。

　　经过60年多的发展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和国际舞台上愈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各方面都还未定型、不够成熟。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发展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总的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的不平衡性、差异性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两个“不能变”：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能变，谋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这个根本任务不能变。这可以说是在当代中国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思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根本思路，既不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又不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深刻指出：“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3000美元，居世界一百位之后，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务十分繁重。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难度，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使全体人民过上安居乐业、富裕幸福的生活，还要进行长期艰巨的努力。”我们只有时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才能清醒认识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特约记者　穆石）

原文链接： 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转型——访包心鉴